1940年仲夏，延河水面泛着热浪。就在七月初九这天，身披短衫的萧军抱着一沓稿纸，顶着日头闯进中央机关的石窟，一开口就把值班警卫“训”得满脸通红。这位东北汉子来延安不过数月，已把“脾气大、话糙理直”几个字写在了额头上。外人眼里，他不过是鲁迅门下的一名青年作家；可在毛主席眼中，这个人却像一把未磨的钢刀，值得细细琢磨。
萧军生于一九〇七年，少年从戎，二十岁前手握长枪；真下决心写作，却是在一九二九年。那年他以“三郎”为笔名在《盛京时报》揭露军阀剥削的黑幕，一战成名。三年以后，《八月的乡村》风靡上海租界，甚至被鲁迅称“有血有肉”。彼时毛主席正领导红军北上，这本书却已悄悄传进陕北，草纸翻得起卷。说句俏皮话，两人虽未谋面，却早在文字里“打过照面”。
第一次真正的交汇发生在一九四〇年的延安。萧军在鲁迅艺术学院旁的小窑洞里写作，可生活里的种种不合让他火气直冒：伙食单调、纸张奇缺、机关干部抽进口烟、文艺方针“嫌管得太多”。他三天两头冲到张闻天那里叫板，嘴上不饶人，落得“惹不起”的名声。写信给毛主席便是那股子冲劲：“如无回音，鄙人即日离开。”落款大大的“萧三郎”，像是一声挑战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样一封略带“威胁”的信，没有被束之高阁。七月十七日，胡乔木把约谈口信带到萧军窑洞。翌日晚八点半，延安凤凰山下，毛主席以茶代酒，主动伸手：“萧军同志，来得好啊！”萧军一时语塞，只挤出一句：“主席，这回可别怪我嘴硬。”短短一句对话，却拉开了两人长达十余年的交往。
那天月亮很亮。毛主席谈到《水浒》、谈到托尔斯泰，也谈到鲁迅。萧军打断他：“主席也读《八月的乡村》？”毛主席笑道：“不但读，还划了红杠杠。”一句“划了红杠杠”，让萧军眼圈发热。自此，延安晚风里常能看到两个人并肩走路，一位领袖，一位作家，却像老兄弟。
时间推到一九四二年春。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，萧军带着艾青、罗烽向主席递交对《文学与生活漫谈》的批评稿。很多人觉得他胆大包天，只有毛主席拍拍他的肩：“有话就说，文人不说话，刀子可不长锈？”这句话后来被萧军写进《延安日记》，他称毛主席“诚朴如农夫，人性纯厚”。
抗战胜利后，萧军北上到哈尔滨，又转北京。文艺界风云翻涌，他既仗义执言，也惹下不少麻烦。一九五四年，长篇新作《八月的乡村》修订版交到出版社，却被卡下。手头拮据的他想起延安旧事，鼓起勇气再写信给毛主席。不到半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到批示：“萧军同志仍有条件从事文学工作，请妥为出版。”此后，印数破万，版税解了燃眉之急。多少作家暗叹羡慕，民间遂流传“主席偏爱萧三郎”。
外人好奇：为何独宠？细究便知，缘起三个字——“够胆量”。在动荡年月，真话稀缺，讲真话且敢承担后果的人更稀缺。萧军的劣处同样明显：性刚好斗，人情世故拙于应付。毛主席并非不知，他在第二封信里婉言提醒：“要学会外察内省，扬长避短。”这话日后成了萧军自勉的座右铭，却没能完全改掉他的直性子。
一九五七年，“双百方针”提出不久，《过去的年代》终于问世。出版社在扉页端正印出“毛泽东同志亲批出版”。萧军翻着样书，抬头长叹，神情里却不见昔日的张狂，多了几分沉思。他告诉身边人：“写文章，不光是为口气，也为责任。”
遗憾的是，时代洪流瞬息万变。风云挟裹文人，萧军的命运也再起波澜。可就算身处逆境，他始终记得那年延河旁的夜谈。晩年接受访谈时，他拍着桌子说：“我这辈子服过两个人，鲁迅先生和毛主席。鲁迅教我写字，毛主席教我做人。”语气里少了轻狂，多了敬重。
毛主席晚年与友人聊天，还拿萧军打趣：“那家伙嘴硬心热，难得。”他相信知识分子在民族命运中的作用，也相信敢言者的价值。或许，这就是“值得交往”四字的分量——欣赏才华，更珍惜骨气。
回溯这一段互相砥砺的文坛佳话，可以看到一个领袖的博大胸襟，也能读到一位鲁侄门生从锋芒毕露到沉郁反思的曲折轨迹。历史并未因个人性情而停摆，却在无数这样的交往里，被悄然推向新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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